第63章十八大后15省份换纪委书记 广西辽宁两度调整

　

以此为标准，我国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同样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

此外，我国对各种应急救援力量中最骨干的部分，采取的也是可以应各地政府请求灵活跨区域调度的国家准垂直化管理方式。这样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一种下限标准，也就是确认行政机关在现有条件下至少应该做到什么，即找到那些作为义务的道德。

2022年1月通过的《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进一步将事故类型限缩为因特种设备质量和违规作业造成的事故，而将其他类型的特种设备事故全部排除。如果某些人的能力实际上达不到法律所设定的预期，法律也不应改变既有的设定以免除或限定其责任。而这第三个区分开来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些法规标准不缺失的话，便可作为衡量职责任务安全规定是否落实的标准。然而，目前我国粗放、宽松、随意性较大的行政组织经费管理方式，恰恰无法担此重任。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直接将作为可能性等同于结果回避可能性，集中于讨论不可抗力等因素对行政不作为的违法阻却。

二是呼吁提高立法科学水平，希望立法机关在设定行政职责时倍加注意任务与能力的平衡，并据此检视和修订那些存在问题的现行法。学者主张行为说或者折中说的一项重要理由是，行政目标的实现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努力，在需要相对人配合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行政机关执法效能的提升，端赖于认真了解、吸收公民合理的意见，适时构建良善的民意反馈机制。

[57]作为客观法的宪法权利的功能之一是进行制度性保障，即建构相关法律制度以形塑宪法权利的内涵，为权利的保障提供制度性支撑。从规范意义而言，公民与行政机关是一种参与和保障参与的关系，该项规范是宪法作为根本法在行政举报事务上的宏观体现，亦为举报人参与其中的宪法规范之源头。对于第41条的功能定位，宪法学者认为该条款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政治监督和自身权益的救济。[42] 王晓新等：《检察举报制度的宪法定位与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0期，第26页。

[3] 《食品安全法》第12条、《环境保护法》第57条、《生物安全法》第8条等法律条款，都对举报作出了明文规定。举报人以参与权为逻辑起点，借助表达自由下的言论自由权，与行政机关倾听意见的履职行为及保障义务相联接，和行政机关构成参与性的宪法关系，继而为相对封闭的行政科层制提供信息来源、补充民主资源。

[38] 参见陈欣新：《表达自由的法律涵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第12页。参见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4页。[48] 参见许玉镇、赵忠学：《我国食品投诉举报中公众参与的价值与现实回应——基于长春市2015-2017年投诉举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6期，第67页。[17] 参见孟倩：《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析》，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73页。

二、行政举报宪法依据的争论及其反思 （一）行政举报宪法依据的争论 行政举报没有直接规定于我国宪法之中，这并不表明其缺少规范依据。[44]鉴于此，应当将举报与检举等概念予以区分，后者严格被限定或克制在第41条的语义范围之内。余彦、雷瀚林：《环境告发立法探析》，载《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4期举报人有权从言论自由层面上向行政机关反映违法行为。

比如，批评、检举、控告等蕴含着浓厚的参政权色彩，而获得国家赔偿与申诉权不属于政治性权利的范围。该条款以概括的赋权方式体现权利之意，为行政举报提供了总体上的依据，展示了当代宪法对公民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的政策性要求。

李凌云：《行政诉讼中投诉人与举报人的原告资格之区分》，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对宪法措辞的理解应秉持严谨态度，一般是根据最显而易见的含义去作出解说。

（二）表达自由是行政举报的实现途径 表达自由也称为意见自由或表现自由，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的解说。人民主权是民主国体的权力基础。在法律规范层面，《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都设定了行政举报。然而，行政举报不具备公权力制约的根本性功能，而是一种参与性功能。[12]类似观点提出，举报作为宪法赋予公民行使检举揭发违法事项的基本权益，切实呈现出本土性的民主监督图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表明，表达自由包括了公民寻求、接收和传播各种信息和观点的自由。

[28]该类权利的实质，是公民对国家或其他公权力就一定事项而表达不满、要求及希望。[26]一言以蔽之，学界主流意见是将该条款规定的六项权利归纳表述为监督权。

比如，针对职业举报人可能的权利滥用，应结合言论自由条款及相关法律条文进行界定。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权利构成了严密的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及权利救济体系。

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综合性举报立法的重要性，[6]但基于宪法层面的关注仍明显不足。经调查，税务机关依法对范某冰进行处罚。

笔者认为，行政举报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宪制理念： （一）人民主权是行政举报的逻辑起点 宪法作为民主制度化的产物，势必要以民主的实现为根本目标。[8]但在某些场合，公民实施行政举报的行为却过于火热。[43] 参见刘权：《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第76页。行政举报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是使全社会都获益的事项。

显然，《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监督权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凸显了公民与公权力之间的政治关系。行政举报承载着作为国家主权的最终拥有者的主张，凝聚着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现实诉求，是人民主权理论的逻辑延伸。

表达自由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此亦为基本形态的自由。行政举报作为一项意涵丰富的宪法权利，应继续明晰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的限度要求，从而在宪法实施及违法行为矫正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优良的公民表达机制是实现国家高度善治的条件之一。此处的行政管理自然包含行政机关对行政举报所反映的违法行为。

另外，可能还有学者会质疑，单位、组织等法人成为举报人时是否享有言论自由呢？言论自由作为一种人权，似乎不需要考虑法人的人格尊严与个体自主。不禁疑惑的是，行政举报在我国宪法上是何种地位？有哪些现行《宪法》条款可作为权源依据？鉴于此，下文将梳理学界关于此论题的观点及其理由，通过法律解释揭示行政举报在《宪法》上的具体依据。因而，行政举报蕴含于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条款之中。[18]简言之，此类观点是认为行政举报这种建议权属于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权的宪法权利。

正是因为这些概念之间的扭结，才加深了人们对行政举报之宪法依据的认知困惑。[27]或者更具体地说，从学理上表述为一种公民监督权。

这里的参与民主，属于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当中去。有学者表示，公民对著作权违法行为举报权的宪法依据，是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建议权。

尤其在数字信息化时代，此种言论自由的重点不仅在于促进民主，而且还能够促进民主文化发展，即参与到使他们成为个体的文化意义的创造和阐释之中[55]。诚然，言论自由与公民监督权存在密切关联，但后者的规范内涵并非是保障公民批评和建议的言论自由，而是侧重于经由批评、建议权优化公权机关的决断，属于行动之工具，二者不在一个话语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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